试析近代日本大学的发展及其办学理念

李协京

[摘要] 近代日本的大学发展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整个教育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特点。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的国立大学教育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办学理念，相对而言，日本的私立大学则有较为自由的、富有特色和个性化的办学风格和传统。

[关键词] 近代日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办学理念

[作者简介] 李协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8）

一、近代日本大学的创立和发展

    日本称之为“大学”的教育机构早在公元670年就已出现，比欧洲最早的大学还要早得多。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取法于中国隋唐的律令制度，推行“大化改新”（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建立起了包括官制、田制、税制、兵制、学制等在内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出于培养大批官僚的需要，中央政府设立了最高学府“大学寮”，而在地方则由各封建属国设立了“国学”，这些官府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是诵读和讲解四书、五经、左氏春秋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那时起，日本在漫长的年代当中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直到近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并开始由效法儒学而转向取道西学。

    到了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期，日本政府强烈感到培养高级人才的迫切性，于是在原来培养儒学人才的昌平坂学问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专门培养西语人才并研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东京开成学校、以及研究西洋医学技术的东京医学校。1868年明治维新政府接管了这几所学校，并积极推行大学政策，将这三所学校分别以“大学”、“大学南校”和“大学东校”的名义编入新政府的大学体系。后来，由于明治政府为向西方学习以迅速增强国力而采取了偏重西学的政策，传授儒学的“大学”（昌平坂学问所）曾在明治4年（1871年）遭到关闭。

    1877年，明治政府将东京开成学校（大学南校）和东京医学校（大学东校）合并，成立了日本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它由学部（法、理、文）、医学部和预科三部分组成，校址总部选在了位于东京本乡的原昌平坂学问所（大学本校）。东京大学是在明治政府的重视和主导下成立的官僚培养机构，它特别重视西语尤其是英语、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授和研习。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的大学从起步之初，就是以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目的、由国家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1886年，时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发布了一系列“学校令”，根据其中的“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被改建为“帝国大学”。它废除了学部制，建立了由法、医、工、文、理五个分科大学组成的综合大学，在分科大学之上，还建立了大学院。1890年，又将东京农林学校并入“帝国大学”，成立了第六个分科大学——农科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东京“帝国大学”为日本后来建立的几所“帝国大学”确立了样板，即所有“帝国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

    1897年，明治政府在京都建立了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为了加以区别，原来位于东京的“帝国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又先后在本土建立了五所“帝国大学”，它们分别是:“东北帝国大学”(1907年)、“九州帝国大学”(1911年)、“北海道帝国大学”(1918年)、“大阪帝国大学”(1931年)、“名古屋帝国大学”(1939年)。这七所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改组为新制大学，其名称当中的“帝国”二字均被取消。除此之外，日本还曾在其侵占的海外殖民地建立过两所“帝国大学”，它们分别是位于韩国首都的“京城帝国大学”(1924年，今首尔大学)和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今国立台湾大学)。从“帝国大学”这一名称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化过程——包括高等教育近代化在内，是伴随着向海外殖民扩张以实现“大日本帝国”之野心的过程。

    除了国家设立的“帝国大学”，对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私立大学的发展也非常值得关注。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大多是由仁人志士开办的私立学校演变而来的。例如，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19世纪60年代在东京开办了庆应义塾，这就是著名的庆应大学的前身；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于1882年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从此诞生了日本另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正式承认私立大学，是在大正年间颁布“大学令”之后。在此之前，尽管一部分私立学校开设了“大学部”甚至使用了“✕✕大学”的名称，但在学制上均被纳入“专门学校”的体系当中。大正7年（1918年），日本颁布了对其大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学令”，第一次承认了在“帝国大学”之外，可以开设官立、公立、私立的综合大学以及单科大学。但是，当时对开设私立大学条件要求较高，如：设立者必须是财团法人，须拥有大学必备的设施及资金、以及足够维持大学运转的财产收入，其基本财产须以现金或国债等有价证券的形式向国库缴纳委托保证金。尽管条件苛刻，仍有一些私立学校在满足了该条件的基础上正式升格为大学。例如，1920年有庆应、早稻田、明治、法政、中央、日本、国学院、同志社等学校升格为大学，紧接其后，1921年的东京慈惠会医科以及1922年的龙谷、大谷、专修、立教、立命馆、关西、东洋协会（拓殖）等学校也陆续升格为大学。这些私立大学的相继确立，对当时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及近代日本大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日本国立大学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例

    19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培养实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目标所急需的高级官僚和各领域的高级人才，先后在本土建立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首的七所“帝国大学”，在高等教育上采取了典型的国家主义教育政策。

    1886年由文部大臣森有礼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在第一条当中就明确规定：“帝国大学以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及究其蕴奥为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1889年年初，森有礼曾对文部省直辖学校的校长发表过以下的演讲：“政府设立文部省以负责学政，借国库之资力维持诸校，是为了国家，学政的目的也必须是为了国家。若论帝国大学之教务是为学术抑或为国家，则当然应以国家之事为最先和最重。因此需要各校始终牢记，各自之学政非为学生其人，而是为了国家。此为最重要之事，各位需严肃加以体认。”[1]

    日本“帝国大学”在其机构组成及任务上，也反映了当时明治政府考虑国家发展需要的意图。“帝国大学令”第二条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和分科大学构成，大学院研究学术技艺之蕴奥，分科大学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所以，作为“帝国大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分科大学的任务，就是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其应用。“帝国大学令”第十条规定：“分科大学是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及理科大学”（后来又增设了农科大学），这里分科大学的排序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日本对相关学科的重视程度，即应用型的学科——法律政治、医学和工程技术是国家最急需的，也是最受到重视的。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制度，东京“帝国大学”曾从德、英等国聘任了不少外籍专家担任教官，而其中多数都是医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这种做法与日本政府提倡的“和魂洋才”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日本明治政府还从管理制度上将“帝国大学”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帝国大学令”第六条规定：“帝国大学总长接受文部大臣的任命”，他的职责是“维持帝国大学的秩序”；“监视帝国大学的情况，如有需要改良之事项，须报文部大臣并提出方案”；“担任大学评议会的议长，整理评议事项并将评议过程的情况报告文部大臣”；“担任法科大学的校长”。[2]从“帝国大学”总长的这些职责及兼任法科大学校长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对“帝国大学”特别是对教授法律和政治的法科大学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上述“帝国大学”的情况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主义教育理念是如何渗透到近代日本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当中的。事实上，在近代日本教育中，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上，而且是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尽管有自由民权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种种思潮引起的争论甚至运动，但近代日本最终确立了以尊崇至高无上的皇权为第一要义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体系。1890年，日本明治天皇向内阁总理大臣和文部大臣诏发了《教育敕语》，宣扬日本“皇祖皇宗宏远之德”，号召日本臣民“克忠克孝，亿兆民众团结一心”，“尊重国宪，遵守国法，一旦有何缓急，则义勇奉公，辅佑天壤无穷之皇运”。[3]这种国家主义乃至皇国主义的理念，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一直支配着日本的教育，并被军国主义势力加以利用，打着天皇圣战的旗号发动了对亚洲近邻的侵略战争。

三、近代日本私立大学相对自由和个性化的办学理念——以庆应大学为例

    与国立大学相比，相对而言近代日本的私立大学多以创办者的办学理念为宗旨，体现出较为自由、富有特色的个性化的风格。

    例如，庆应大学（前身为庆应义塾）在办学理念及风格上就颇受其创始人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日本的“文明之父”，他所创办的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一起被誉为日本私立大学的“双璧”。其教育思想及办学理念对庆应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务实的学风，反对教育脱离实际。

    福泽谕吉在1886年春季迎接新生入学时的讲话《告庆应义塾学生诸君》中说；“教育愈提高，学校则愈益变成超脱现实的仙境。在这种境界内闭门就学，数年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学者愈加忘掉人类社会的事情，甚至从心底里产生蔑视的思想感情。其结果必然导致世俗人们不愿与学者交往，敬而远之；工商界更不欲与之共事。只要一听是学者，便视若神明，表面装出尊敬之仪，实际上则退避三舍。学者也不屑与其（世俗人们和工商界）接近，而又缺少打破世俗偏见、独立创造事业的勇气，只好困守他所熟悉的学校的狭窄世界而以教书为业。”[4]针对这一弊端，福泽谕吉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养老师，而是为了培养实业家。他说；“我们庆应义塾的教育方式，正如诸君业已了解的，从创业之始即重视实业，以欧美的学术、文明为主，非常尊重其真理与原则……随着新的一年开始，有必要对旧的教育方式再增添一些生机。所谓生机，是使本塾的学风更加务实，事不分大小，一切措施都要立足于鼓励学到实际知识，以期全体学生均成为实干家。”[5]

2、注重讲求实际的应用学问，特别是商业、经济、法学等学科。

    关于庆应以塾的教学内容，福泽谕吉在《告庆应义塾学生诸君》中讲到：“本塾的教育首先以文学为主，奖励学习日本文字文章，为了识字也使用汉文书籍。学术的主体则是洋学，教授英文、英语，从物理学入门起到数学、地理、历史、薄记学、商法及经济学等。为了培养读英文书籍的能力，还要讲读高深的原著。在道德修养课上不特别限定某种主义，唯以教师朋友间友好交往为基础。读书可以随意选择，从中吸取嘉言善行之实。”[6]可以看出福泽谕吉是提倡博学的，但以讲求实学的西洋学问为主。他尤其重视商业、经济、法学等学科，在19世纪庆应义塾的早期教育中，除文学科之外就设有理财科和法律科。时至今日，经营管理、金融贸易一直都是庆应大学的优势学科，这也使庆应的学子在日本的企业、贸易、金融等实业领域，得以占据重要的岗位。

    对于修成学业步入社会的学生，福泽谕吉非常主张和鼓励他们投身实业。他于1891年在《告庆应义塾毕业生》中说：“近来学者人数逐渐增多，在社会上已不足为稀，所以要谋求一个地位很难……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社会上应做的事业还有不少，实业家常苦于无人。”[7] 1893年，他在《应该普及教育》中又谈到：“想跻身于理论界的人太多，而事情却少；如眺望实业界的话，那里事情多而人手少。工商界上百科事业，每种无不等待有学问的人应用其知识。理论界的学者多得好比雨后春笋，而实业界正好缺少这种人……学问岂能永远局限在理论界中，当学者饥饿的时候，必然要奔向工商界了。工商界岂能是永远受辱的行业，它一旦掌握在学者之手，其地位自然会提高。”[8]

    19世纪后半叶正是日本开始崛起、百业待兴的时候，对此，福泽谕吉审时度势，鼓励学生投身充满创业机会的实业界，这是他作为教育家和师长的富有远见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立场更多地倾向于为学生个人的前途考虑，这既是他个人主义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私立大学创办者在教育理念上不同于完全奉行国家主义教育理念的国立大学的地方。

3、培养学生独立自尊的精神。

    庆应大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自尊的精神，这正是福泽谕吉所强调做人的基本品质。他在1891年的《告庆应义塾毕业生》中说：“大凡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掌握独立的意义……第一，扩展知识见闻是重要的……诸位在本学塾已学习多年，今后走向社会对不熟悉的事情向别人请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可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只借用他人的智慧是不行的……第二，对有形之物不要仰仗他人的帮助……邻家富有，而我家贫穷，的确是难堪的事，但这是因为文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而产生的幸与不幸之区别，不是靠人力能医治的……我走我的路，自食其力，以贫居贫。如有幸而致富，则以富处富，毫不贪图意外之财，直至终生。”[9]

    1900年，庆应大学负责人按照福泽谕吉的指示，将福泽的教育理念概括为“独立自尊”，以这四个字作为关键词编纂了学校的《修身要领》。1901年元旦，福泽谕吉亲笔写下“独立自尊迎新世纪”的书法条幅，一个月后福泽去世，这几个字成了他的绝笔。对于他所倡导的培养“独立自尊”之人格的理念，曾有人攻击其违背了明治天皇《教育敕语》所确立的“皇国臣民”、“克忠克孝”的思想。然而，“独立自尊”这四个字却始终成为庆应大学的最基本的教育精神和理念。从这个侧面，也可以折射出近代日本私立大学相对自由和富有个性的办学风格。

4、树立作为社会先导者的责任意识

    福泽谕吉倡导的庆应大学的教育理念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导学生敢于成为社会的先导者、引领者，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意识。

    1896年11月，福泽谕吉在一次集会发表的演讲当中谈到了“庆应义塾的目的”：“庆应义塾不能仅满足于成为一所学塾。其目标应在于成为我日本国中品格之源泉、智德之模范，在实际行动上，应明了居家、处世、立国之要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躬行实践，以成为全社会之先导者。”[10]这段话明确表达了福泽谕吉对庆应大学教育目标的期望，即牢记社会责任，做日本国民“品格之源泉、智德之模范”，成为“全社会之先导者”。他的这段话，一直被视为庆应大学办学理念之圭臬。

    庆应大学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私立大学相对自由、富有特色的个性化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1882年建立的早稻田大学（起初的名称是“东京专门学校”）在其创始人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的影响下，以“学问的独立”、“学问的活用”、“模范国民的造就”为办学宗旨，本着“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和“平民精神”，既培养了不少领袖人物和精英尖子，更为社会输送了大批活跃在各领域的实干型人才。今天，早稻田大学的开放的办学风格使它富有时代的生机和特色，像它不设围墙的开放型校园，随时迎接人们来这里参观，甚至借用学校的场地开会，形成以邻为友、和睦相处的局面，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参加周边社区的各类活动，这些都体现了该校100多年来所特有的平民风格。大隈重信在办学理念上还提倡“东西方文明的调和”，使早稻田大学一直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的学术文化并向世界各国开放门户，其接收外国留学生数目之多在日本大学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东京大学，同时每年也派遣相当规模的日本学生到国外留学。早稻田大学很早就开始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1905年即成立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第一年招收中国留学生762名，其规模在日本各大学居于首位。[11]此外，像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是一所以基督教主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办学理念的私立大学，其创始人新岛襄在19世纪中叶留学美国时受到基督教的洗礼，认为有必要通过宗教教育来培养人的“良心”，养成高尚的品行及充满正义和伟大的精神，他在回到日本后多方奔走，筹办建立私立的同志社大学。再如佛教系统的大正大学，以虔诚的宗教之心和大乘佛教的精神为办学宗旨，倡导不陷偏见、不堕宗我，怀着博大而中正的胸襟和观念，培养能够自我控制、即具备佛教之慈悲和利他精神的人。

    本文仅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代表，考察了近代日本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大学发展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整个教育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特点。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的国立大学教育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办学理念，即为了实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近代化目标而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官僚和技术人才，与人文科学相比，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以及政治法律、外语等带有应用性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相对而言，日本的私立大学则有较为自由的、富有特色和个性化的办学风格和传统。

    今天，在国际化、全球化新形势的影响下，日本大学的办学理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过去比较重视基础研究，并普遍强调和维护大学的学术权威地位，而现在随着大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等政策的变化以及由社会少子化引起人口减少而带来的学校教育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要求大学在办学上加强自主经营和效率管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评估制度增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的监督和控制，但在经费投入方面，在总体上压缩财政投资的同时，倾向于集中投资重点扶持的领域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学纷纷将努力的重心转向如何争取到国家重点计划的项目资助，同时加强应用性研究以从财团、企业那里得到更多的赞助和投资。形势的变化迫使日本大学和大学里的教师及学生走出“象牙之塔”，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源以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而按照官方投资项目的方向、或是财团企业的需要去从事研究。这一现象被称为“大学资本主义”，在其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的学问自由也因此而受到挑战。当然，这绝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而是在世界各国大学发展普遍趋势影响之下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日本的大学将如何去应对挑战？他们能否在维护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仍保持作为国民楷模及社会先导者的姿态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良好的引领作用？事实上，日本大学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大学将会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关注日本大学发展的同时，也将深刻思考中国大学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