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葆

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学校虽仅存八九年，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却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造就了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家、教育家等，为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和文化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 分析起来可谓千条万绪，但贯通来说，可以主要归结为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两个方面。唯此，才能深刻明了西南联大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才能准确揭示西南联大成就斐然的客观必然性。

现代大学制度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体制保障。西南联大虽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但其制度设置鲜明地体现出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哲学家冯友兰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揭示了西南联大大学制度之根本内涵。西南联大对外实行学校自治，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等。对内营造宽松环境，实行教授治学，充分保障学术自由。

例如，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3个常务委员就是3位校长，下设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组成。初期每学期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预、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讨论改进校务以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还有很多的专门性任务学校也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去研究和办理，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这是一种很好发挥教授主导作用的办法。西南联大非常注重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这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教学自由的背后实际上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共处、和而不同，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值得学习借鉴，并且事实上也体现在我们现在的办学体制改革上了。当前要做的就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积极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其中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继续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是西南联大成功的精神支柱。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学生们几十人挤在茅草屋、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无怪乎林语堂路过学校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历史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刚毅坚卓精神作支撑的大学，更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国一流大学的办学条件和物质待遇得到极大改善，但学风不正、功利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大学中有滋长蔓延之势，大学理想的坚守、大学使命的秉承、大学精神的弘扬在一部分教师、学生那里被淡忘了，这对高等学府尤其有害，对学术研究尤其有害。因为急功近利，便不可能认认真真教书，扎扎实实治学，不可能营造良好学术风气，这是教育发展和科学发明规律决定了的，这也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今天的重要启示。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0年11月15日 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