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现状问题

    2010年10月10日，柏林洪堡大学跨越了整整两个世纪。一周之后，18日，在洪堡大学新任校长就职仪式上，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教与科学部部长身份转任的扬-亨德利克·奥尔伯兹阐述了学校所期待他成就的使命。其中以两项为重：在第三轮“卓越计划”中跨入精英大学行列；解决博洛尼亚进程所引发的问题，并推动高校教学改革。“卓越计划”与“博洛尼亚”是对2010年德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恰当概括。

（一）卓越计划

    德国联邦政府已运作了两轮“卓越计划（2005/06,2006/07），分别有9个“未来方案”，39个“博士生培养基地”和37个“卓越跨学科集群”入围，“未来方案”获得批准的学校通常被誉为“精英大学”。第三轮(2012—2017)遴选于2010年春天启动，到截止日（9月1日），有65所高校递交了共227项申请，两年后揭榜。获胜者共同分配272亿欧元，其中31所学校争逐“精英大学”桂冠。

    按照巴登-符腾堡州科学部部长彼得·弗兰肯贝尔格的判断，“卓越计划”不可能无止尽展开，此番可能是最后一轮。于是，与前两轮失之交臂的高校纷纷摩拳擦掌，务求必胜。洪堡大学便是其中典型之一。

    洪堡大学在上一轮败给其兄弟——柏林自由大学，全校哗然，学界愕然。于是，时任校长克里斯多夫·马克希斯及时宣布不再竞聘下任校长职位。分析人士坚信，有奥尔伯兹横跨政界与学界的经历，洪堡大学稳操胜券。

    前两轮因彻底忽视教学而广遭学界诟病。2007年8月20日，德国高校联合会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震动了德国高教领域，德国全国高校在1995—2005十年期间总共削减了1451名教授，减幅为6.3%，而期间学生总量未减，反而增长了半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为德国高校教学窘状打响了警报，而“卓绝计划”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学家查德·明希为排挤效应出现而担忧，即科研将聚集于几所特权高校，“卓越计划”使德国科研体系“置于卡特尔、垄断与寡头政治的阴影下”，从而导致德国高校体系分化为研究型大学和囿于标准化本科教学的教育型高校。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联盟理事长、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芭芭拉·凯姆。而第三轮“卓越计划”将为2017年成型的德国高等教育新版图定下基调。其遴选与前两轮不同之处在于，在“未来方案”中高校应该阐述其改善研究性教学的意愿与方式。

（二）博洛尼亚

    2009年 4月，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46国教育部部长决定，博洛尼亚进程完成期限向后推迟5年。2010年3月11—12日，欧洲46国教育部部长在博洛尼亚十周年庆典上通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旨在为未来十年设定行动日程。之前，欧洲大学校长联合会出台的《趋势报告2010：欧洲高等教育变革十年》显示，学制统一率已高达95%，对本科和硕士专业课程运用欧洲学分累加体系与转换体系的普及率分别达到88%与90%。然而，该联合会821所成员高校，认为博洛尼亚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的仅为58%，38%的高教却持观望态度。这印证了由欧盟委员会2008—2010期间资助的两份评估报告《高等教育改革在欧洲的进展：博洛尼亚进程》和《高等教育改革在欧洲的进展：治理改革》的结果，即博洛尼亚进程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并没有深入到院校层面，所期待的高教改革如高校自治与高校体制的效能提升之间缺乏显著性关联，反而导致大学信息系统官僚化地管理者学习的每个节段，持续评估成为不堪忍受的负荷。而且，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效应也仅停留在形式化层面，如学制转换、欧洲学分引入，一旦涉及课程与教学，便遭遇到各国现有的学术传统与大学文化。欧洲物理学会2008年考察了24个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的152个物理本科专业，这是首次在全欧洲范围内对博洛尼亚进程在某个特定学科产生的影响展开调查，其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

    这场“把教育彻底纳入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之中的试验”关涉“高等教育的标准化与模块化”，并指向“传授能够经受市场考验的工作才能”。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联盟创会会长乌尔里希·泰希勒尔认为博洛尼亚进程所强调的“就业能力”凸显功利主义。在德国，高等教育的相关群体如校长、教授、大学生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不应仅仅为劳动力市场输送后备力量而放逐人的塑造与才的培养。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德国大学的麦克唐纳化”。教育的所有要素：“意志性自决、智力性活动，揣测性思考，预知性想象”一并消弭，学生成为“条件反射式的学习机器，作为个性发展创造性部分的教育被忽视，人被改造成为分数猎手”。学生没有任何时间奉献社会、政治和家庭。德国大学生后勤机构联合会声称，学生群体中已大规模出现失败恐惧症、倦怠以及对心理咨询的需求。心力交瘁或过劳症，这类通常在职员尤其是与人频繁的接触的服务性行业的职员身上显露出来的心理疾病，正在青年学子之间迅速蔓延。德国高教信息中心2010年年初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2000年即博洛尼亚进程刚启动之际，大学生学业中断的首要因素是职业意向转换（19%），而2008年，这个缘由退居到第六位，首要因素则变成学业压力以及考试失利（31%）。物理学家乌尔里希·朔尔沃克认为，博洛尼亚进程设计者把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规则建立在一个“扭曲的人学观”上，把大学生退化为“功能性人”。2009年12月份，维尔兹堡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内斯·科尼希斯豪森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博洛尼亚进程危及宪法所保障的学习自由。

    同时，本科教学“占据了大部分教学比重，这意味着高校教师在大众面前的地位严重受损”。大学教授“失去他们昔日的专业认同与威望，以最为粗糙的方式被修剪着，一味条件反射式地去完成规定参数”。2009年年初，美因茨大学神学教授马里乌斯·赖斯尔因抗议博洛尼亚进程把大学异化为“学习工厂”而愤然辞职，虽为极端案例，确实问题冰山一角。同年，作为德国大学教授行会的德国高校联合会出版《博洛尼亚黑皮书》，以此方式来纪念博洛尼亚进程十周年。当年年底，该会呼吁全体成员即德国高校教授调换12月10日的所有课程，以便全力声援大学生示威活动。这是全德范围内针对博洛尼亚进程发动的声势最为浩大的学潮。在洪堡大学门前，抗议学生拉出巨大横幅：“100%出勤，7%学习，0%反思”。博洛尼亚进程遂成为“洪堡的梦魇”。“博洛尼亚进程失败了。其结果显现为新一轮教育危机，即教育不是为所有人！博洛尼亚进程把两次世界大战未能得逞的德国大学摧毁了。”有学者竟然惊呼：“德国大学死了”！

    当欧洲大学校长联合会成员高校被问及，在质量保障改革、筹资改革、治理改革、欧洲科研与创新政策、博洛尼亚进程以及国际化等因素中，哪种会对本国高校今后五年发展产生首要影响，只有7个参与国选择了博洛尼亚进程，占47个成员国的15%。德国的选项是质量保障，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正是高校教学。

二、  一个洪堡理念

    1809年2月，威廉·冯·洪堡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文化与公共教学司司长。作为其教育改革蓝图的皇冠，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改革理念的影响下，洪堡设计了一所“典范大学”，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使大学生能够接受全面的人文主义熏陶以及在各个主要学科展开研究性学习，大学不再是中小学的延伸，而是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师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学术而共处”。1809年8月16日，国王威廉三世采纳洪堡方案，决定创建柏林大学。当年12月1日，洪堡向国王递交“文化与公共教学司报告”。翌年10月10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后人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和“现代之原型”。洪堡在短短16个月的司长任期上所留下有关大学的只言片语遂成为德国模式的理念源泉。其核心要素为三点：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教育机构的特性；名族觉醒。

（一）告别洪堡

    尽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并非洪堡的表述而是后人的总结，但在德国高校教职人员中间的认可度相当高。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项针对德国西部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88%的人认同教学加科研，对教学和科研的偏爱却分别是29%和59%。可见，教学始终未能与科研并驾齐驱，所以，洪堡大学教授、教育史学家海因茨艾尔玛·泰诺特称洪堡理念为“神话”，长期被“滥用”，作为“象征传统的棍棒”来捍卫某些群体的利益。据他估算，15%的德国大学教授生产80%的科研成果，约三分之一的教授自聘任后无所事事。曾被奉为科研与教学完美结晶的讲座制教授成为懒散的温床，缺乏创造力或根本没有工作欲望的教授并非个别现象，且渐渐成为顽症，洪堡对大学组织所期待的“自由不可或缺，寂寞大有裨益”被肆意扭曲。2007年，两位教授出版《“恶行”教授：高校幕后的懒散》一书，对上述现象给予无情揭露。这些在集权制权力关系下产生的讲座制教授以教学自由与学术自由为依傍，合法性地抵御包括行政与司法在内的各种介入或干预，每个教授事实上打造着各自的“专业小诸侯国”。

    其实，讲座制教授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新鲜事物，早在洪堡当年便显现出来。1882年出任普鲁士宗教、教学与医学事务部大学司司长的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 阿尔特霍夫试图以铁腕来根治此弊端，却落得一个“德国高等教育的俾斯麦”诨号。这种行政高压下的大学体制被称作为“阿尔特霍夫体制”。1911年10月12日，马克斯·韦伯在第四届德国高校教师大会上对“阿尔特霍夫体制”予以猛烈抨击。柏林大学教授、德国学术史学会前任会长吕迪格尔·冯·布鲁赫从该事件预测到“告别洪堡”的时代以至。

    如果说，上述事件揭示的是学术自由与学术放任的两难问题，那么，学术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博弈是柏林大学长久的心病。

    在洪堡大学主楼第二层的洪堡纪念铜牌上篆刻着洪堡名言：“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并可永无止境去求索之物”，此句出自其《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一文。然而，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当初所期待的以“哲学头脑”来替换“面包学生”，在柏林大学建校初期便只是一个梦想。当初，教育的非功利性与以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冉冉上升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用性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早在1818年，时任柏林大学校长菲利普·康拉德·马莱讷克再一次运动报告中批判了学生学习的“功利取向”，认为他们把精力消耗在学习那些“未来实践生涯必备的东西”。而此时已作为旁观者的洪堡对柏林大学现状亦忧心忡忡。

    大学教育的学校化，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外部掌握替代内部自治，这三大异化从柏林大学建校伊始便腐蚀着洪堡理念的实质。在不少德国学者眼中，洪堡理念仅为“乌托邦”或“神话”而已。

    当然，18世纪的那些视大学为输送“国家臣仆之学校”的观念仍根深蒂固。柏林大学建校时设立的四大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论资排辈，并没有借鉴施莱尔马赫的设想以哲学院来领衔，更没有传统康德“系科之争”所倡导的学术之纯粹性、自由性、自主性。可见，柏林大学虽为新设却无创新。而思想根植在新人文主义与德国自由主义土壤的洪堡，其所倡导的大学为国家服务但远离政府的观点，在封建集权主义的普鲁士遭遇抵触。更何况，1807年普鲁士惨败在拿破仑铁蹄下，民族屈辱使全国上下热盼国家复兴而非个体觉醒，从而一方面直接导致洪堡理念未能在实践层面得以贯彻，另一方面注定了柏林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尤其是1810年3月31日的内阁指令彻底“摧毁了（洪堡）作为部门主管的作用”，于是，上任仅16个月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前四个月便毅然辞职。

    所谓大学的德国模式即通常所说的洪堡模式是在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竞争中形成，而非在柏林，更没有某种既定的模板即洪堡理念。其实，柏林大学的历史性声誉更多的是来自于它作为19世纪一系列新兴学科的诞生地。而凝聚洪堡理念的10页文字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与外在组织》只是一份未完成稿且未注明写作时间，更何况，这份手稿是历史学家布鲁诺·格布哈特1903年受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委托整理洪堡的政治文献时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份迟到的文稿为后世对柏林大学的成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资源。

（二）拯救洪堡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把洪堡理念视作柏林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的观念基础，一种高远的规范体系和理想”，其“具体的落实过程，及制度化的过程很可能永远达不到所高悬的观念的高度，但这也是这种观念的魅力所在；它为大学及其成员提供了极富吸引力、值得争取逼近的目标，并提供了通向这一目标的行为规范体系，因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力”。

    事实上，现今的德国大学尤其是在“卓越计划”与“博洛尼亚”的双重变革之境遇下­——两者均为抢占人力资源制高点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被动应付，以经济利益为指向——洪堡的“高远的规范体系和理想”渐行渐远。然而，洪堡理念仍魂牵梦绕着学界与政界，但所提供的并非“行为规范体系”，而是“强大的社会动力”。也就是说，面对现实虽然无奈却必须有所作为，至于作为是否符合“行为规范体系”则另当别论。

    2007年年初，国家科学委员会提出设置教学教授的建议，教学教授占全体教授五分之一，并必须把三分之二的精力投入教学。这份建议刚出炉便遭到更方抨击与抵制。教学与科研相分离会直接导致科研的非学术性扩张，以及基础研究的衰弱，这个建议至今未能成为现实。

    2007年洪堡基金会主席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在其新作《我们需要多少知识？》中预测未来的高校必然走向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尽管他本人作为日耳曼文学教授是人文科学的坚定捍卫者。他思考的出发点主要是，洪堡式大学难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

    也是在2007年，柏林市政府计划整合柏林四所大学和四家科研院所，以此打造一所名为“柏林研究大学”的科研航空母舰。此设想一旦实现，可谓是德国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痴迷所激发的科研中心主义的生动体现，更是德国高校研究与教学相分离的最佳注脚。但一年后，“柏林研究大学”设想破产。柏林自由大学因入围第二轮“卓越计划”而对此设想不屑一顾，是一个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此设想试图把科研彻底从大学中剥离，“柏林研究大学”将承担所有尖端科研，而高校主要承担教学。对大学而言，无疑是焚林而田，竭泽而渔。

    正是这位设计师——柏林文教部部长尤尔根·措尔纳，以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为“高校教学卓越计划”摇旗呐喊。该计划是由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与德国私人基金会联合会于2007年联合倡议，以1000万欧元来推动高校教学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莱法州教科部部长恰恰是现任柏林文教部部长措尔纳——“高等教学卓越计划”的鼓手。

    作为“高等教学卓越计划”与“柏林研究大学”的设计师，措尔纳似乎成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表率。其实，措尔纳两项计划的弦外之音是，教学与科研可各行其道。这在德国极具典型意义，即在洪堡理念的大旗下割离教学与科研。

    德国高校联合会2009年年会以“大学——科研的中心？”为主题，旗帜鲜明的反对教学与科研相分离。在科研上，大学应该与科研院所合作，但不可被其所取代。2010年6月10日，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达成“教学质量协议”，在今后十年间共同投资20亿欧元用于改善高校教学质量。但是，2010年10月25日，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却使在联邦层面设置高校教学研究院的方案搁浅，尽管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竭力主张。

    在柏林大学成立200周年的前夜，泰诺特接受了电台采访，话题仍然离不开教学与科研，尤其是面临着科研院所与大学相抗衡的紧迫局势。泰诺特认为：“科研之所以需要大学，因为……科研不可能在一代人中间完成与终结其工作程序，……因为科研的胜任力与工作方式需要传授给下一代，因为只有大学才能通过考试使科研后备力量获取质量保障。”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或者更恰当地说，教学与科研相对峙，从柏林大学创立之日一直拉锯了整整200年。于是，洪堡情节挥之不去。

三、       无尽魂牵梦绕

    洪堡大学2009年10月12日启动持续长达15个月的200周年校庆活动，其收官之作是题为“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学未来”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10月7—9日在该校召开，但不面向公众。原定在会议落幕之际以《洪堡备忘录2010》为校庆画上圆满甚或惊艳句号，却因与会者的分歧而无限期地延期发布。

    《洪堡备忘录2010》草案由七大准则组成：（1）基于科研的教学与从教学获取灵感的科研是大学之核心；（2）大学自治保障科研自由；（3）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取决于所有学科的团结；（4）教学与科研之外，知识的交流与传播被视作大学第三项核心使命；（5）研究型大学必须使创新型的科研项目不为功利所役；（6）大学应该作为保存与呵护记忆的场所，否则学术无以进步；（7）为跨学科事业，大学应该与校外机构展开合作。草案最后说道：“我们相信，这七个准则为思考明日之大学提供坚实基础。这并非意味着对所珍爱的传统之生存加以保护，但作为对沿着洪堡所荐并被证实为相当成功的道路锲而不舍的重塑大学的一种贡献。”

    “太保守”、“太谨慎”、“来自象牙塔”，甚至对德国高等教育存有“危险性”，这显然是一些情感化批判。具体地说，争议集中在以下几点：大学有没有必要涵纳所有学科；“研究型大学”的表述有无亲美倾向；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否仅为单行道；可否把终身学习列为第八条；该备忘录是为洪堡大学而撰写还是为全球所有大学。

    与会代表期待着修订稿，也好奇地盼望着一周后就职仪式上新任校长奥尔伯兹的就职演说。然而，奥尔伯兹除了罗列所需承担的使命，尤其是，“卓越计划”与“博诺尼亚”，还重申洪堡大学200年前的建校理念直到今天一直在为必要的改革提供一定的路径，这些路径是启蒙式的，是学术性的。“要告别的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一种准则。洪堡对我们来说不是项目而是标杆。”

   至于洪堡能否成为标杆，且回首百年校庆。

    1910年柏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日后成为德国20世纪教育学巨擘的爱德华·施普朗格把对柏林大学建立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篇论著结集为《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特芬斯论大学之本质》一书出版，并配以长篇引论。其中并没有洪堡的篇目，尽管之前一年，他在柏林大学以500多页著作《威廉·冯·洪堡与人文理念》获取教授资格。这或许是对后人的警示：柏林大学200年校庆，不言洪堡理念只谈大学本质。

    2006年秋天，联合国高等教育研究与知识论坛在巴黎召开主题为“作为研究与知识创新的大学：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科研对于大学的身份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科研也是优秀教学的必要条件。这显然是对作为大学本质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国际共识，人们也愿意追思洪堡的丰功伟绩。

    至于洪堡理念曾经是否真正成为现代大学的模板，学界仍争持不下。问题关键之所在却是，洪堡理念能否合乎时宜，即200年前的那份遗产能否指引今天甚或明天的大学。

    洪堡理念诞生在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怀的年代，而当今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世界主义情怀。要是把国际政治视作内政，那么，相应的大学应该是世界公民主义的学校。于是，贝克对19世纪的第一代洪堡模式和21世纪的第二代洪堡模式加以区分，前者是民族主义教育，大学孕育出民族主权与民族国家，后者则基于相互依存的全球性原则。“21世纪的所有大学旨在磨砺对他者的思考，但并非源自启蒙式的理想主义，而是源自世界经济的现实主义。”以第二代洪堡模式来架构的大学应该既塑造时代精英又推动教育大众化。此外，贝克还强调，在尊重“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把以第二代洪堡模式来架构的大学分化为以教学为主和以科研为主。由此便产生疑惑，第二代洪堡模式还有无必要以洪堡来命名。况且，洪堡赋予文科中学和大学的使命便是培养自主的个体和世界的公民，“自主的个体”与“世界的公民”于是被后世归结为洪堡教育理念的两大支柱性概念。世界公民是“尽可能多地把世界幻化为自己的个性”，以臻达到生活之至高意义。那么，第一代洪堡模式与第二代洪堡模式岂非如出一辙？

    200年以来，洪堡被赋予时代的愿景与个人的期许，经久不衰，乃至于本真的洪堡早已淹没于史海，这到底是洪堡之大幸还是不幸？

再度回眸百年校庆。

    1910年10月11日，柏林大学建校百年大庆的第二天，以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在柏林大学新大礼堂隆重举行，1911年1月11日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议。相当一部分科研实力尤其是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精英从大学撤离，汇聚到促进会旗下的学术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人力，并从教学义务中彻底解放出来，完全投入科研攻坚。该协会首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所倡导的“作为自主的社会系统的学术”公然与大学分庭抗礼，由此宣告洪堡模式的彻底终结。

    历史的吊诡在于，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是以普鲁士王家学科院的补充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700年7月11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决意设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泛学科的科学院，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设计的方案上签字。而恰恰是这家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因1812年1月24日新章程的颁布而名存实亡，其旗下的科研机构逐渐并入新创立的柏林大学。此事件背后的推手正是洪堡兄弟，以便成全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可见，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的成立，对于柏林大学，无疑是釜底抽薪。自此以后，柏林大学和洪堡理念从同床异梦走向分道扬镳，1949年改名为洪堡大学也无力回天。或许就是因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未能在柏林大学显现实效性，科研才重新自立门户，遂成威廉皇帝学术促进会。

    没有洪堡的柏林大学懵懵懂懂踉踉跄跄了200年，洪堡2010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