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友荣
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坦言：“英格兰高等教育的真正复苏是与大学几乎无关的新兴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兴起。这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产生”。英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也是一个古典教育传统浓厚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它和我国有着似乎相同的背景。因此，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后新大学运动的来龙去脉，对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后发国家”，如何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有着很好的理论启示和现实引导作用。
一、英国新大学运动产生的因素
众所周知，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诱导因素，但又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结果。就英国新大学运动来看，既有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有宗教文化等因素的作用。
英国很早就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传统大学注重博雅教育，鄙视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类课程更是不可能登上大学的“大雅之堂”。在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而技术的不断更新与进步，使得社会对掌握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然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大学拒绝“降低门户”去开展技术教育和培养科技管理人才。而传统的师徒制培训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必须有一种教育机构来承载英国经济社会对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大学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1.经济原因
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但大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对蓬勃发展的英国经济提供足够的动力。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学是英国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耐人寻味的是，一位悠闲的绅士却在《物种起源》中做出了对哲学和科学令人啧啧称赞的贡献。同样，包括当时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许多人都不是来自于大学。在英国当时的社会里，科学教育是不可能在大学获得其应有的地位的。
在1850年的世界经济活动中，英国的煤炭、生铁、纺织等行业的生产总量都是世界总量的一半。英国人凭借机器生产所换来的绝对优势，取得了世界工业和国际贸易的霸主地位。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由此而来的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对人才的供给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英国传统教育对这股新兴的力量似乎置若罔闻。威斯特（E.G.West）在《教育与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教育在工业革命时期获得显著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外，还存在着一场教育的革命，而且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既然这一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诉求被传统的教育横眉冷对，那么，取而代之的新兴的教育方式就会闪亮登场。
2.政治原因
在新大学产生之前，英格兰只有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人们对外表宁静肃穆的牛津、剑桥高山仰止，却很难知晓悠久而盛名之下的牛津、剑桥在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教会控制的影子。随着大学与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逐节攀升，于是，众多的利益集团都觊觎着大学的控制权。
在18世纪以前，拥有土地和爵位的贵族阶层是英国社会秩序中的权贵。此后，由于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社会不断发展，造就了一个新兴阶层——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知识分子，有银行家，有商人，也有农场主。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无一例外地开始追求政治上的待遇，追求自由，反对繁文缛节。他们号召人们以职业劳动为上帝，对社会上层采取批判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入世的倾向。他们在当时英国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开始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活动中崭露头角。而由于他们所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以及子女教育的需要，其取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欲望愈加迫切，并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展高等教育。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一直想排斥教会的势力，实现对大学的控制。长期以来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传统英式大学都是在教会的绝对控制之下，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使得英国传统大学的“排异功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显得突出。这样，英国政府想要限制教会，控制大学的梦想几乎破灭，新兴资产阶级进入大学的企图更难以实现。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当新的社会力量无法从现存的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利益，那么，社会将必然地孕育新的结构。政府和新兴资产阶级此时要想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就必须在牛津、剑桥之外建立新的大学。
3.宗教原因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影响遍及了大学的各个方面。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保守的民族性决定了英国大学受到宗教的影响更为深刻。英国大学和获得捐赠的公学几乎到19世纪后期都还处于极其封闭之中。它们对不信奉国教的人怀有敌意，不接纳异教徒入学，新的教育主张也不可能在禁锢的校园里取得一席之地。学校培养的是只重视道德和秩序的内涵而疏于对知识关注的英国“绅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日益增加。而传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又不可能给新兴资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提供满意的教育，于是，新大学的产生势在必行。
4.教育原因
产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社会总人口逐年增加。“从1800年到1850年，人口总量由890万增至1800万，至187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人均收入方面，1800年为22镑，到1860年又翻了一翻。”于是，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比例，甚至社会地位均发生变化。社会新兴阶层——中产阶级迅速扩大，他们对传统的文法学校不接受自己的子弟的做法感到越来越不满。于是，创设了一批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商业学校、实科中学，并让自己的子女从中接受教育。随着此类英国中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声音越来越高，而牛津、剑桥顽固地将他们拒之门外。英国此时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和类型上的缺失，同时被澎湃的社会需求放大。因此，创立新大学，藉以满足中产阶级对实用高等教育的需求已刻不容缓。
5.文化教育
19世纪以前，“日不落”英帝国气势磅礴。物质世界的丰富不可能长时间地忍耐文化思想领域的死气沉沉。19世纪中叶，英国的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文化的碰撞与繁荣需要在高等教育内部得到传播和承认。然而，此时的科学教育在大学受到排斥，依然难以迈入牛津、剑桥学府的门槛。作为科学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和赫胥黎认为，将科学教育拒之门外，既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大学的发展，主张大学应接纳科学。
1828年10月，伦敦大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科学革命终于在保守的英国高等教育体系闪亮登场，获得了一席之地。尽管新的功利主义者竭尽所能，但保守势力依旧在新大学的胚胎上打上了古典教育的烙印。可喜的是，伦敦大学学院一直保留排斥宗教教育，引入科学技术课程的特点，并使之成为新大学区别于以牛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一以贯之的鲜明特点。从此，英国高等教育开始了面向工业和大众的发展历程。1851年，曼彻斯特文斯学院创立开启了著名的兴办城市学院（civic university）运动，一批由地方工业家和当地民众捐资的新大学陆续设立。这些城市大学的办学目标明确为“为工商业发展服务”，大量地开设技术教育课程，采用了灵活的走读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英国城市办大学现象越发稳固，以致19世纪末，凡有3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创办了至少一所大学。正因为如此，英格兰大学终于款步走出了“象牙塔”，改变了中世纪以讲授和辩论为主的大学教学方式，大力发展技术教育，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二、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兴起
在19世纪以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格兰只有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但还存在诸如教堂学校、法学协会和学园等不是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灵活多样的高等教育办学实践，在众多层面上影响着后来伦敦大学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英国新大学在诞生之前，英国高等教育的长期积淀无疑是一种制度基础。
1.伦敦的高等教育基础
（1）19世纪前的伦敦高等教育实践。
建立在15世纪的伦敦律师会馆（Inns of Count）最著名的主要有四个，分别是内殿（Inner Temple）、中殿（Middle Temple）、盖伊会馆（Gay's Inn）、林肯会馆（Lincoln's Inn），它们是伦敦法学教育的主要场所。所以，伦敦律师会馆常被称作英国法律学院。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有言：“那个时代英格兰有三所贵族大学，一所在牛津，另一所在剑桥，第三所在伦敦”，这里的伦敦大学就是指四大律师会馆。如果说四大律师会馆作为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尚且有些勉强的话，那么，在19世纪前，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创办的格雷沙姆学院，应该更为接近大学机构。格雷沙姆透过借贷成了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最富有的商人。1575年，他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创办了格雷沙姆学院。学院里开设了神学、天文学、音乐、几何学、法学、医学、修辞学等课程，学生中既有商人，也有其他公民。
（2）19世纪前的伦敦高等教育思想
伦敦在早期高等教育思想方面也有很好的积累。其中，培根（Francis Bacon）和弥尔顿（John Milton）便是很好的代表。培根认为大学不应该仅仅阐述和解释现成的知识，还应该成为发现知识、揭示知识的场所。他提出建立所罗门宫，要求设置农业、动物、机械等方面的应用科学实验室，强调世俗知识和宗教知识是两类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可混为一谈；认为世俗的知识应建立在实验和经验之上，应在科学的辅助下认识世界。相对来说，弥尔顿没有培根那么激进，对宗教和神学并不十分抵触，但他同时觉得大学应该开设诸如数学、建筑、航海等应用科学。他主张在大城市建立“学园”，以履行类似于大学的教学任务。这些教育思想的积累，为后来伦敦大学学院的创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伦敦大学学院及国王学院的创办
19世纪，试图在伦敦创建大学的建议和计划很多，但鲜见付诸实施的。1820年，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在访问德国的大学时，产生了在伦敦创办一所类似于德国大学的设想，区别于传统的牛津、剑桥，以作为英国现代大学的样板。1825年2月9日，坎贝尔发飙了致国会议员布洛姆（Henry Brougham）的公开信，建议创办非寄宿制的、有专业分科的、收费低廉的伦敦大学，满足中产阶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主张在大学里开设文学和自然学科，以与贵族、教会控制的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相抗衡。坎贝尔的提议得到了布洛姆、边沁（Jeremy Bentham 英国早期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的积极响应。布洛姆是世俗教育领袖，热心教育事业，关心民众教育；边沁虽然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受其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牛津、剑桥两所大学颇为不满。于是，创办伦敦大学学院已是万事俱备了。
（1）伦敦大学学院的筹备与成立。
新大学早期的支持者们基本上是苏格兰人，或者在苏格兰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试图把心目中的伦敦大学学院办成像苏格兰或德国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这里不限制宗教信仰，也不进行宗教教学。新大学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新大学校务委员会，大家相互熟悉，办学主张一致，工作效率很高。他们确定基本教育目的、课程等，规定学院为世俗的高等教育机关。这些进步的办学主张赢得了非国教人士的大力支持，1825年8月，校务委员会选取了校址，购置了土地，还邀请了王子为新建的伦敦大学奠基，一切筹建事宜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伦敦大学学院于1828年10月终于落地生根，正式开学。起初在册学生大约有300人，规模很小。但在教学内容上却与传统的牛津、剑桥相去甚远，现代科学技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既是办学，就离不开教师。伦敦大学学院仿效德国，实行教授制。在聘请的教授中，不少人是有着很深学术造诣的名流，他们在教授学生高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通过教学渗透科学研究方法。1936年12月，国王威廉四世正式为新伦敦大学颁布特许状。实际上，特许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伦敦大学学院，给伦敦所有的宗教派别的人提供一种学位授予的方式。从此，伦敦大学学院与国王学院合并为“伦敦大学”，成为一个考试机构。直到1900年，才得以重新回归到现代高等教育的状态。
伦敦大学的成立给保守的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伦敦大学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剑桥，还主要体现在集资兴建的大学，它首先改变了大学属于教会的现状，让非英格兰教徒无权拿学位成为历史，不分教派招生，是一所“没有上帝的学校”；改变了牛津、剑桥的入学费用奇高的状况，面向中产阶层子弟，以相当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1/10的费用收取学费。同时坚持采用工学兼顾的走读制度，在教学内容上剔除了宗教神学，安排了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的课程。
（2）国王学院的创立
伦敦大学学院的设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派的聒噪声一刻也没有停息。学院得到了批准令之后，社会反响非常强烈，贵族与教会认为伦敦大学完全忽略了基督教精神，影响了对年轻人的引导和教育。为了抵制伦敦大学学院，消解它的社会影响，1829年，国教会在伦敦设立了另一所大学——国王学院。国王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教学内容上开设了古典语文和宗教课程。为了对抗伦敦大学学院，国王学院也开设了自然学科以及工商业课程。后来，由于两所学校存在很多同质性因素，1836年，经王室批准合并为伦敦大学。
三、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发展
继伦敦大学之后，城市学院悄然兴起。从1832年的德勒姆大学，到1851年的曼彻斯特欧文学院，最终出现了只要有30万人口的城市几乎都设立一所大学的局面。一时间，新大学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它们在办学经费上并不依靠英国政府，而是来源于较大的财团和民众的捐款。这些大学管理都很严谨，办学方向明确，服务直接瞄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深得英国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这一类院校也都获得了学位颁发的权利。
这类大学的办学定位都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注重科学、数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1880年，城市大学培养学生有770名；1888年为1838名，1893年有2988名。”学生培养的规模和速度都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的约束。这种外在的压制，使得这些新式大学暂且还难以满足工商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新大学的存在已经足以提醒人们，大学不应囿于香帏闺阁，必须反映社会需求，必须为社会服务。英国新大学的后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人文教育的加强
新大学运动先后建立了11所大学，起始只是一些提供职业技术训练的学院，从筹建到得到社会认可，获得真正的大学地位，具有学位授予权利却是二、三十年后的事。虽然新大学成立本质上是对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的反叛，但为了获得大学地位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其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在原则立场上做出妥协。妥协的重要标志就是不少新大学最终都开设了人文方面的课程。像伯明翰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从创办伊始就对传统做出了屈服，设置了文学、语言、历史等课程；其他新大学也在传统的压力下，被迫增设人文教育课程。
2.科研职能的引入
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大学一向是以教授知识为己任的，新大学的成立推动了英国大学校园里的科学研究。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之初，就聘请了一批当时的科学家担任教授，这一举措已把研究和科研活动带进了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这种积极而又务实的教学尝试，受到了实业界的重视和欢迎。其他新大学在成立之初，更带有较强的职业技术教育性质。19世纪后期，在英国工业界和各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不少新大学，纷纷引入科研职能。由于新大学都特别重视实用课程的开设，所以在科研上也非常重视应用研究，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很明显，风起云涌的新大学毕竟还显稚嫩，尽管自身的发展可谓蓬勃，但依旧无法动摇牛津、剑桥在英国高等教育的霸主地位。在与其长期的博弈与竞争中，但新大学也做出了一些理智的让步。新大学面向社会，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使得它们在与传统大学的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综合教学和研究实力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办学能力日渐突显。
四、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启示
梳理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其产生的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最终都不可能是对大学本质的彻底叛离，都表现为服从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国在1998年启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占据我国本科教育1/3强的新大学——应用型本科院校正在探索着我国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新路径，英国的新大学运动作为先驱者，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
1.大学的内在逻辑是一切大学的准则
大学是满足于认识论哲学，囿于“闲逸知识”的教学，还是面向社会，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需求；大学究竟是少数人的“象牙塔”，还是社会的“风向标”。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去思考一下阿什比笔下的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了。他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人所持有的信念“不一定总是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相对应，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也是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英国新大学的创建，其现实前提之一就是对牛津、剑桥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的不满，所秉持的重视科学技术，强调实验实用的教学风格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对大学的理解。但是，大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任何标新立异的背叛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冲动。我国新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办学定位就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把“服务地方”作为自己的根本办学理念，把“服务地方”作为生存、发展的立足点和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是否就应该这样把社会看成是学校办学的“风向标”呢？
英国新大学在经历了创建时的激情之后，提升生存能力的目标让他们逐步开始转向。从表面上看，是对传统大学的妥协，开始从仅仅注重工商业实务，过渡到增设人文教育类课程，充实博雅教育。但其实质应该说是对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尊重，它们不可能止步于“知识的超级市场”，最终必须遵循大学的“内在逻辑”，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做出这样的判断：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在创建之初必须依赖于“需求约束”，已获得更多的支持，或曰“以空间换时间”；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违背大学的“内在逻辑”生硬办学，是行不通的。它们必须遵从“价值约束”的标准。这是由大学固有的内在属性决定的。
2.外延式发展也是大学改革的可信赖路径
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实质上是在传统大学之外建立新的大学，以促进牛津、剑桥大学的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大学在新大学不断涌现后，也开始加强了理工科教育，扩大了课程设置，打破了在大学里的社会阶层和宗教界限的迂腐观念，事实也证明了新大学对牛津、剑桥的这种推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此，在特定的实力阶段，采用“外延式发展”的方式，通过建立新大学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比在原有的大学实施变革可能更加有效。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克隆”旧有模式。否则，只会导致与精英教育模式下的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趋同化，从而失去自己的办学特色和竞争的基础。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谈到：“对各高等院校进行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这有利于不同单位全力投入不同的工作。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不同类型的、适合于不同学生的一般教育，复杂程度不等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因院校分工后产生了各类相应的组织结构而得到承担”。
3.秉持传统而不囿于传统
弗莱克斯纳（Abraharm Flexner）在评价作为19世纪“日不落帝国”考试学院的伦敦大学时说：“伦敦大学之所以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不是因为它缺少牛津、剑桥的条件，而是因为它缺少精神和设计的统一”。弗莱克斯纳的语言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保守与传统。然而，一味地秉持传统只能是“缺少精神和设计的统一”。英国长期稳固的高等教育体系在19世纪新大学运动的冲击下，也发生了渐变和颤动。但新大学运动的目的不是否认传统，改变历史，而是走出“象牙塔”面向社会，尊重需要。在新大学中恢复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更加体现了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我们更应该注意传承大学校园里的一些永恒价值理念。正因为如此，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既应区别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坚持办学定位地方化，培养目标应用型，课程设置职业化，课程组织模式化。同时，还应秉持大学的内在精神，坚守大学教育的人文传承，避免大学教育“企业化”，人才培养“程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