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英日中四国的比较
马永斌 刘帆 王孙禺
（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大学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组织之一，但是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一次次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知识保存和传播的机构，逐步演化到知识生产、传播以及社会服务的机构。大学教师的角色也不断变得具有多面性，19世纪中晚期当研究刚刚引入到美国的时候，大学教师同时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直到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仍在讨论全时科研人员和兼职教师的角色问题，而今日这些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社会正在呼吁中国的大学教师承担怎样的角色呢？
2007年6月27日，在广东省与国家教育部、科技部“两部一省”产学研合作的经验交流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机制，充分调动高校和广大教师、科研工作者投身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作为我国大规模高层次产学研合作的示范性项目，“两部一省”开展已经三年有余，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和突破；涉及的高校多达百所，部属重点高校纷纷参与其中。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实践不但影响着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在悄然塑造着新时代的中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时代需求下，在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情境中，我国当前的高校教师角色是否能够充分适应这种时代需要？其他国家的教师角色基于类似的社会需求又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四国的比较来探讨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视野下高校教师角色转变的共同趋势。
一、美国：第二次学院革命与创业型学者
美国的第一次学院革命始于19世纪中叶，即科学研究的职能引入大学之际，自此，大学教授开始扮演教师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而随着知识型社会的逐渐形成，大学正在获得和企业、政府平等的地位，并成为一个有能力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使知识形成生产力的机构，从而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机构。这就是第二次学院革命。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MIT发生了一场关于教师是否应该参与咨询实践的旷日持久的争议，这个争议的解决为美国教授扮演教师、研究者、企业家等多重角色打下了基础。MIT为解决这一争议而采取的措施成为美国其他大学的榜样，在之后的几十年传遍了整个美国大学界。
当时的MIT管理层对咨询怀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它为其教授能够向企业提供服务而感到自豪，并以此作为向企业家争取捐赠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认为校外工作会影响教授的校园职责的观念。那些认为教学是教师主要职责的人往往支持对咨询加以限制；他们担心咨询会将教授从MIT抢走，学院的资源也会因私人目的而被不正当使用。
为解决咨询争议，MIT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持续讨论了大约2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委员会制定出后来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时，咨询才在MIT被完全认可为一项合法活动，并废除了为咨询而使用大学空间和设备需要付费的规定。“五分之一原则”是指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通过参与企业业务挣钱，而不会遭到质疑。那些能够抽出部分时间为企业效力、能够为学生找到工作同时又能继续自己研究的教授，成了典型的MIT学者。例如因作为二战时期科学政策的管理者和二战后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而一举成名的凡尼佛·布什，在其早年的职业生涯中，就表现出身兼教授、研究者、咨询师、专利权持有者和公司创建者数职的创业型学者的模式。
通过将咨询实践融入教师的职责，企业关系成为MIT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教师发展战略的基础，MIT通过与企业的紧密关系发展出许多其最强的课程。同时MIT的这种模式也逐渐辐射到美国其它高校。如被誉为“硅谷之父”的雷德里克·特曼，即深受MIT及其导师凡尼佛·布什的产业思想的影响，在任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系的领导时，积极担任产业咨询家，并通过其学生，参与了许多从校园技术发明发展出来的新公司的建设。
硅谷主要是以斯坦福研究园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当然也离不开区域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克拉大学等。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学与企业密切合作，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成果、高科技人才，而且帮助其培训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本区域的产业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它不但对高度复杂的产业和创新活动感兴趣，更热衷于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和参与本地创业合作，致力促进区域内小企业间的合作。它通过制定产业联盟计划，来促进个别研究员、院系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公司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发展大学在区域中的作用。
二、英国：剑桥大学积极鼓励教师投入产业界
剑桥科学园是由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的，进入80年代以后，该地区涌现出大量高技术公司，被誉为英国的“硅谷”。剑桥大学是剑桥地区的科技成果、人才、风险投资和房地产的主要源泉，它不仅以在物理学、IT以及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实力作为该地区高技术公司产生的无可替代的生态背景，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提供高技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专门技术。同时，剑桥大学拥有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和举世公认的科学家，吸引并培养着大批优秀青年才俊，而这样的人才进入业界去创办高技术公司就足以保障公司的中坚力量具有较高素质。为了推动科技成果和科研人员投入产业界，剑桥大学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①短期合同，即剑桥大学为教研人员制定了短期合同工作方式，待合同期满，如不想留在剑桥便可步入业界。②鼓励教师兼职，这与我国的高校有着巨大的差异。剑桥大学鼓励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到校外兼职，这一措施为教师创办自己的公司提供了现实性条件。③保障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剑桥大学规定专门技术的知识产权归教师个人所有，这就提高了教师将其专利技术商业化的积极性。④学院制度的作用，剑桥大学的制度有利于各学院与产业界建立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为师生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渠道和平台。
大学教师灵活自由的角色不仅体现在剑桥大学的规定中，从英国政府为促进大学教师与外界接触的宏观政策上也可见一斑。1987年英国建立了“全国科技专用数据库”，该数据库容纳了大学、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和部分工业研究协会等单位13000多名科技人员的简历、成果、正在研究的课题以及潜在应用范围等大量信息，以期协调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此外，政府还倡导各地成立性质相近的“专业俱乐部”，为大学教师、研究机构的专家、企业家人士搭建认识接触交流探讨的机会，也为科技成果转换提供场所。
三、日本：大学和企业的双向参与为高校教师提供广阔舞台
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研发和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技术转移，日本政府出台了很多制度和事业，不断释放大学和企业合作的活力。如2000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加快尖端科技领域产学合作的新制度，以便鼓励企业委托大学进行开发研究，促进企业与大学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并且方便大学研究人员对有关经费的有效使用。通商产业省也在2000年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将企业委托大学的研究经费作为企业向大学捐赠的奖学金处理；大学使用捐款时根据有关财政法特例规定，无需向文部省请示，可由校长审定；但为防止经费滥用，须建立严格的会计监查制度。2003年，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启动了“产业技术研究培育事业”，凡产业界希望在大学里开展研究课题，年轻研究人员向企业提出了高质量的科研建议，年轻研究人员和中小企业相结合组成研究团队，都有望获得资助和补贴。
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流动研究体制也是促进大学和企业双向参与的重要制度，他们都将大学教师从传统的教学功能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更加直接地服务科技、经济发展。
流动研究体制由日本筑波大学首创。筑波大学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由日本内阁会议1969年7月决定迁往距东京60公里的筑波地区。它以开放性大学为基本特征，所开创的流动研究体制成为典范，改变了传统大学教育与研究分离、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等弊端，在教育、科研、管理等职能上充分体现了多样性、灵活性。
流动研究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社会敞开大门，大学的各研究组织吸纳外单位研究人员参加，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和协作；大学各科研设施和图书馆向外单位开放；在校内举办各种公开的讲演；邀请一些大企业的负责人来校就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最新科研成果开设专题讲座。为适应工业生产所需的跨学科研究，自1973年起筑波大学便不设研究所，只设教师的研究组织“学系”，以此为核心吸收校外乃至国外优秀人员参加，组成研究组，进行工业项目研究。研究组采取契约-委托制，一次合同期限一般为5年，期限一到即解散，其研究者各自回到原岗位。这样的问题导向型研究组随着任务的完成而解散，新任务又导致新的研究组的诞生，从而使筑波大学的科研体制具有流动性。后来，日本政府科技厅吸取了该经验，大力推广流动研究体制。
筑波大学的这种流动研究体制对于筑波科学城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育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使科技成果与实践应用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不仅促进了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创新意识，更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持。它将日本的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的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技术研发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四、中国：企业科技特派员——高校教师全时驻地参与企业研发工作
“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是教育部、科技部与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引导科技人员深入一线服务企业的创举；2008年，全国55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7名中青年专家学者进驻广东省154家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服务工作。鉴于“计划”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09年，广东省通过实施“百校千人万企工程”，计划选派100所左右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的2000名科技人员带着万名以上的特派员助理入驻广东企业，辐射带动10000家以上广东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特派员助理由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届毕业生组成，利用实习机会服务企业，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这也非常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截至2009年3月底，已有923家企业与来自国内105所高校（其中省外重点高校71所）和14个科研院所的1087名专家教授签定了入驻协议，包括由5000多名应届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特派员助理。在这批科技特派员中，汇聚了包括多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等在内的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85%以上，71%以上的企业特派员具有博士学位。第二批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正在组织中，计划在7月底前入驻企业。
企业科技特派员计划既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又一创举，同时也是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进一步融合深化的集中体现。虽然仅实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它在社会上已有广泛的影响。2009年3月，科技部、教育部、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广东省的企业科技特派员计划。
与此同时，教育部也积极呼吁高校改革体制，积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两部一省”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参与高校之一华中科技大学为鼓励教学科研人员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台了《华中科技大学关于加快驻外研究院发展的若干意见》，积极肯定了驻外研发平台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其是“院系校内基地建设、学科建设的延伸，对院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院系方面，规定进入驻外研究院的科研经费可计入院系的业绩；在专业技术人员方面，则从科研业绩考核、津贴待遇、职称评定等各个方面为教师参与地方和企业项目解除了后顾之忧；尤其对于青年教师，“学校鼓励院系要求留校青年教师先到驻外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校工作，并逐步将此列入教师职称评聘的必要条件之一，以鼓励青年教师到社会服务一线锻炼”。
这些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最新实践，体现了人们对高校教师角色的认知正在发生改变。随着大学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高校教师不可避免地要走出象牙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为大学的发展、学生的就业拓展更大的空间。
五、对比与启示：走出象牙塔，服务知识经济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之后，美国大学便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探索过程。正因为这种开路者的角色，加之美国私立大学的自治传统，大学教师角色的转变最早在美国发生。
但是这种转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争论和实践。经过第二次学院革命的美国大学和教师逐渐走出象牙塔，成为知识经济的弄潮儿。
英国剑桥大学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但从其对教师角色赋予的新内涵看，古老的传统并没有成为革新的障碍。随着英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英国大学教师正在以更加饱满的企业家精神创造未来。日本政府也早已意识到大学和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政府推动下的大学企业双向参与的深入，大学教师的角色意涵必将不断丰富，大学教师的舞台将不断扩大。而中国最新的实践亦令人振奋，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和实践自90年代在中国兴起开始，至今已经不断丰富和完善；如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的理论研究以及举国范围的新实践，无不昭示着中国的大学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大学所拥有的重要人力资源——大学教师的角色也必将在这场变革中发生深刻转变。
从四国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中外，高校教师的角色内涵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可能是缓慢的，甚至是一度遭到反对的，但是社会的发展所赋予大学新的功能、赋予大学教师新的角色是不容推脱的。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既给高校和教师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其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境中认真反思自己的定位。虽然科研功能、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多地成为教师角色内涵的组成部分，但是教学功能则始终不曾为人们所遗忘。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教授，往往是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转换自如并将各种不同的知识和经验融会贯通的人，他们可将政府或产业界的经验融入课堂，带给学生生动的体验，又可利用大学内部生产的知识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如何走出象牙塔而不脱离象牙塔，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自身潜力，为学生、学校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这不仅是每个教师的抉择，更是大学的选择、社会的抉择。
